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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梵互动台湾非首要考虑元素

自从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,两岸各自为寻求政权获得国际社会承认,在外交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,包括争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次以及邦交国的数目上,呈现双方互不相让的零和状态。

2016年,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后,迄今台湾仅存的20个邦交国之中,位于欧洲的唯一邦交国,同时也极具宗教影响力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(教廷),近期传出了有可能克服与对岸正式建交的最大障碍,即达成「主教任命协议」。一旦如此,台湾将失去现存最有影响力的邦交国,且鉴于梵蒂冈对中南美洲天主教邦交国的影响,台湾恐面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对外关系的「地动山摇」。

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,且对岸持续封杀民进党政府的国际空间背景下,倘若梵蒂冈弃台湾而与大陆建交,一些人难免会认为此举是针对台湾。然而历数中梵在1951年断交的事实和近年来中梵走近,不难看出,中梵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宗教因素,更精确地说,在于主教任命权,只不过客观后果会严重影响到台湾。

台湾并非中梵关系最大障碍

不少人会以为,由于台湾与梵蒂冈具有邦交关系,所以中梵关系的最大障碍,应会是台湾因素。其实并不然,梵蒂冈最早并不是在台湾设立使馆,而是在对岸。1942年梵蒂冈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,并于1946年设立驻华公使馆。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,梵蒂冈驻华使馆非但未跟随撤离,反而继续留在对岸活动。

随着共产党政权逐渐站稳了脚跟,其与梵蒂冈之间的宗教矛盾便不断加深,甚至为了压制天主教活动,而不惜动用政治力量,并驱逐时任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(Cardinal A. Riberi),导致1951年梵蒂冈与对岸断绝关系,次年转而在台北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,并于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中梵之间的矛盾,大致包含三个因素。首先,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,历来注重政治权力居于绝对主导位置,警惕包括宗教在内任何力量的威胁。这也是为何佛教传入中国并发展壮大后,不少帝王采取压制,乃至排佛、灭佛措施。中共对此更是容易敏感。晚清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国家的欺凌,纷乱不止,所以中共好不容易摆脱列强欺凌建立完整主权后,对于包括宗教在内的境外力量尤其敏感,何况不少西方宗教人士在近代中国劣迹斑斑,如梵蒂冈于2000年10月将在清朝及民国初年殉难的120名教徒「封圣」,引发对岸强烈抗议,原因就在于其中包括了曾损害中国主权的人。

其次,梵蒂冈天主教会内的「圣统制」,即由教会推选人选、教廷祝圣任命主教,宣称超越世俗国家之上,建立起一种有别于效忠国家政权的另类忠诚,这在欧洲中世纪曾造就教会独裁,甚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,引起王权更迭。对于历来主张「党政军民学,东西南北中,党是领导一切的」中共而言,自然不能接受为数甚广的民众效忠他国宗教领袖。宗教政策一直被中共归在统战工作的一环,关键在于拥护「中共领导」。习近平于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到: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,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。」由此可知,宗教必须服膺于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中共的领导,是对岸绝对不能踰越的政治红线。因此中共建政后,「三自教会」(自治、自养、自传)成为其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态度,大陆各教区的主教则由官方透过「自选自圣」方式自行任命。

再者,作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(Marxism)系奉行无神论,推崇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,与基督宗教宣称「信仰能使世人获得救赎」、「在精神领域建立王国」的观点互相矛盾,所以中共绝不鼓励宗教信仰,并对人民进行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。但基于实用主义,现阶段视宗教力量为实行「统一战线」的对象,要将其纳入到可掌控的体制内,用以反对境外势力的渗透,最终巩固共产党的领导。

正是基于这三大因素,对岸一直非常在意主教任命权,只要问题得不到解决,中梵两国就不可能正式建交;反之,一旦中梵达成共识,建交就是迟早的事情。

回顾近年来中梵关系快速升温,教宗方济各(Pope Francis)上任之初,便多次向中国大陆递出和平的橄榄枝,并透露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讯息。